诊室里有位受害儿童，要报警吗？期待有更多人能履行起报警义务( 五 )

去年 12 月，全国性的制度出台半年后，山西太原的一家医院也出现了类似的案例。因为对制度缺乏基本的了解，在接诊一位遭遇猥亵的儿童时，医生没有在病历上进行记录，更遑论依规报告。
修补这些漏洞的方式，大多是检察院向卫健局或医院发出检察建议，督促其落实培训。检察建议具有一定的刚性与权威，从一些公开的反馈来看，医院确实不敢怠慢，有的设置展板，有的邀请检察官办讲座。
经历贵州女孩的事件后，程杨所在的医院加大了对强制报告制度的培训，并在九部委《意见》的基础上，拟了一份院内的应对方法，「如果你报不了警，可以和哪个办公室报备，电话是多少」。
程杨后来一直把那份文件存在手机里。
Ta出狱后，会不会来报复？
加深对制度的了解，医务工作者就能毫无顾虑地报告吗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
美国的强制报告制度已实行了半个多世纪，可谓家喻户晓。然而，在一次针对 5764 位儿科护士的问卷调查中，仍有 20% 的人坦诚，自己在发现疑似遭受虐待的儿童时，并未履行报告义务。
国内的讨论中，最普遍的顾虑是，报告人的身份被侵害者得知，从而引发麻烦。
尽管九部委的《意见》中有相应的条款，要求警方、检方和卫健局等行政机关对报告人的信息予以保密，但在实际操作中，想要完全保护报告人的身份，难度不小。
陪同那对母女报警前，程杨已经在公众平台发声，一定程度上，算是主动放弃了隐藏身份。他的妻子一直担心，女孩的爷爷几年后出狱，会不会来报复？
程杨设想了更隐秘的报告情形，依然觉得不容乐观。「很多时候，带孩子来医院的就是侵害者本人。哪怕当时不显露任何东西，等人走后再默默把事情报了，你想想， Ta 一来医院，回去就被警察找了，最怀疑谁？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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